皇帝离去以后，回来的那些老爷们没有给你们好日子。”艾格隆以略微夸张的语气说，“他们忘记了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权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以为他们天生就该爬到你们头上作威作福，他们放肆地享乐却忘了你们，让你们承受着苦难和负担——你们都没有忘记那个十亿法案，是吧？他们回来之后，你们头上的捐税和债务是不是又增多了？他们没有给法兰西带来一丝光荣，却又有脸皮问你们乞食，拿着你们好不容易积攒的钱去享乐，这公平吗？难道你们天生就命该被他们欺辱吗？不……绝不是这样！三十年前你们不是给出了最为响亮的答案吗？”
1824年9月，路易十八去世，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继位，成为查理十世国王，他和他的助手们，都醉心于极端的正统主义政策，并且矢志不移地想要弥补过去几十年来旧有的统治阶级在大革命的狂潮的当中所受到的创伤。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在他登基之后就和自己的首相维莱尔伯爵一起，通过了多项法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十亿法郎”法案，其主要内容就是向法国大革命期间财产被充公变卖的贵族提供赔偿，总数十亿法郎。
刚刚经历了几十年动乱的法兰西，政府当然不可能有那么多现金，这十亿法郎就成为了长期公债，由流亡贵族们的长期持有，政府会从国家财政当中专门划拨资金来偿还。
换言之，王国政府以法律名义规定国民对流亡贵族们欠了十亿法郎债务，必须承担巨额本息。
以当时法郎的币值来说，十亿法郎大约相当于300吨黄金。
这一项法案的推出，立刻就引发了民怨沸腾。
那些跟随着波旁王室流亡国外、好不容易才回国的贵族们当然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当年他们在革命浪潮当中差点性命不保，哪怕侥幸逃到国外，自己的身家财产也被革命政府没收并且拍卖了，合法财产损失惨重，理应得到补偿。
然而，大多数底层人民却完全不认可这个理由——毕竟，所谓领主老爷们的财产，说到底不就是靠着对领民和佃户们不断压迫而得来的？
农民们千百年来都承担着领主老爷们沉重的苛捐杂税，时不时地还要为老爷服劳役，那么多年的沉重压迫，被大革命一次清算都还嫌轻，怎么可能还要在供养本来就已经非常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情况下、额外再担负十亿法郎的巨额债务？
两方都有自己的“道理”，而且几乎无法调和，对下层劳动人民来说，怨愤自然而然地就集中到了查理十世国王和他的政府那里。
对艾格隆来说，查理十世国王执行如此倒行逆施、反动透顶的政策，无异于就是在给自己送上了宣传炮弹。
他不仅仅可以指责波旁王室罔顾民意，更加可以借机延伸开来，质疑他们的“政治道德”。
毕竟，仅仅为了讨好极少数一撮人，查理十世国王就可以做出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他还有资格去统治这个国家吗？
再进一步来说，这也许并不是一次孤立的反动措施，而是一场试图把法兰西拉回到1789年之前的大计划的开端？
艾格隆不管查理十世国王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总之他就是要拼命地渲染“国王就是想要让国家回到1789年前”。
也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农民们最深层次的恐惧。
农民们对大革命期间宣扬的自由和平等基本没有什么共鸣，那些美好的字眼在他们看来都是城里人的玩意儿，但是对大革命期间他们从领主老爷那里得到的土地，他们却视作为命根子——一块土地，可以家传的土地，对农民来说就是一切。
大革命所发生的财产变动，尤其是土地变动，是绝对不可以再触碰的禁忌，就像绝对不能再打开的约柜一样。
而艾格隆，故意就要拿这个禁忌来招摇，犹如是斗牛士们挥舞红布来挑动乡民们最敏感的神经。
“这十亿法郎将会成为挂在你们和你们后代的绞索，让你们背负根本就毫无合法理由的负担，让你们在和平当中窒息！你们背负着税，你们就是王国财政的基石，你们没有任何权利却要承担最承重的负担，当年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你们吃的盐，买的酒，都等于在为他们这些无耻之徒的挥霍填补账单！”
艾格隆一字一顿地对着人群说，“而这还不够，他们的欲望永无止境，因为他们花钱挥霍的本领是世代相传的，什么也填补不了他们亏空的账单！你们以为支付了这一次就够了吗？不，一旦让步就是永远让步，一旦认输就是无穷的认输，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被剥夺了多少权利，接下来在你们的沉默当中，剩下的权利只会被剥夺更多，直到有一天，会有一位老爷的管家骑着马来到乡间，告诉你们这片土地自古以来都属于他们，属于这些永远作威作福的老爷们，告诉我，你们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吗？你们是否真的天生愿意成为他们驯服的绵羊，毫无怨言地提供自己的羊毛？”
接着，他又大声重复了一边。“你们愿意吗？！”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