础之上，刘备身上的担子轻了不少，在繁重的工作之中，他得以喘息，甚至还有了一点时间可以去太学还有司隶学府给学生们亲自授课、发表演说。
对于教育的事情，他始终抓得很紧，始终不曾有什么放松的，而且在教育模式上，他也提前进行了改革所以当前的学府内所教学的东西也并非都是儒家那一套。
更多的还是怀着一些实用主义的意思在里面，教授一些做小官小吏可能用到的东西，这对于学生们来说是相当实用的。
不过对于大汉第三帝国到底要用什么作为治国指导思想，在《嘉德通义》完成之前，是不会有人明确了解的。
刘备曾思考过要采用什么学说来作为指导思想，但是思来想去也没有决定。
他派人去体察民情，了解民间舆论，发现民间读书人们的思想也相对混乱。
支持古文学派儒学的和支持原教旨道家学说的是大部分，差不多占了百分之八十左右，还有百分之十是其他诸子百家的余孽，最后剩下百分之十则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牛鬼蛇神。
甚至还有主张和刘备完全背离，想让大家一起跳大神来解决一切问题的脑残。
对这种思想，刘备嗤之以鼻。
所以说自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保守派被刘备物理消灭之后，大汉的思想界就没有稳定过，眼下这个思想界的情况，处于一个完全能被刘备左右的情况。
不管是古文学派的儒家思想还是尚在民间没有登堂入室的道家思想，那都是刘备说了算的。
所以主持编撰《嘉德通义》的阮瑀也多次询问刘备，到底是以儒学为主，还是以道家学说为主，是继续仁的思想，还是回归黄老之术的道路？
刘备纠结了很久，决定谁都不为主，他决定兼采众长，不从统治的角度去想，而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角度去思考。
就当前这个中央思想界处于权威真空的状态之下，他决定什么，什么就能成为大汉的治国思想，既然如此，何必囿于一家一姓之学说呢？
刘备决定亲自参与到《嘉德通义》的编撰当中，深度介入，对其中很多的内容进行亲自的把关和修改。
儒家的宽仁，道家的因循，墨家的兼爱，法家的严明，纵横家的机变外交，这些，他都想要采纳、融合。
只从统治的角度思考，自然会选择最适合统治的学说，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就能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
大唐不也是儒释道三家并行吗？
虽然最后也崩了就是。
但是在这个档口，刘备有太多太多的可操作空间了。
于是在建安五年的十二月底，在贞观元年年节之前，刘备明发上谕，昭告天下，决定变法。
因为对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学说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并且他本人同时遭到了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背刺，所以他深刻的认识到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不足之处。
这种话让别人来说会显得苍白无力，但是让刘备来说，只会让人们感到信服，无话可说。
因为他真的是被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一起针对、背刺过的倒霉蛋，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他来说这两个学派的不足之处，更有一种苦主在控诉的感觉。
苦主都控诉了还有什么不可以的。
更别说人苦主还是皇帝了。
刘备就用这种优势身份，对天下人控诉儒家学说的不足。
那一字一句都是斑斑血泪。
他说他遭到背刺之后，深刻的认识到了只是靠教化是无法使人心向善的，掌握了经学传承的人尚且会做出卑鄙无耻的坏事，起不到表率作用，又怎么能要求学子们去做道德楷模呢？
自己做不到，还让别人去做，这样卑鄙无耻的事情一再发生，还是发生在第二帝国的上层，这让刘备感到痛心疾首。
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充分证明了儒学治国的局限之处。
正好他也放弃了《左氏春秋》的传承，放弃了儒学的传承，那么就从此刻开始，停止以儒家学说单独作为国家指导思想。
自董仲舒以来大汉朝廷近三百年的独尊儒术的思想格局，就此画上句号。
之所以不是废弃，而是取消单独的资格，主要也是因为儒学当中有很多值得采纳的东西。
儒家学说中的宽仁之道与重视教育的内容，是其他学派所不具备的。
只是单纯的采用儒学治国，片面强调仁德而忽视
七百七十三 变法-->>(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