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范孙连忙说：“抱歉抱歉！但我这句话也没错，的确是一个科学巨子，一个文坛才女。”李谕说：“严先生快快请进。”严范孙坐下后，李谕让王伯再给他添上茶叶，然后说：“严先生，对不住，我没什么上好的茶叶，只有普通的绿茶。”严范孙说：“无妨无妨，我要是为了喝茶，也不会来你这儿。我来是关于朝廷马上就要举办的恩科一事。”李谕问道：“恩科？科举？”
“正是，”严范孙说，
“朝廷已经下旨，不久之后就会举办一场经济特科，参考人员不限，也可以是已经有功名之人，不过需要有朝臣推荐才能参加。”李谕问：“经济特科？这是什么？”严范孙说：“六年前，我当时还是贵州学政，希望朝廷可以改革科举制度，于是提出了在传统科举之外，另设经济特科，以招纳懂得外交、格致、律法、制造、算学之人。朝廷确也采纳，不过一直拖到今年才开科。”
“这么说，还是科举，恐怕没有什么选拔之用吧？”李谕说。早在几十年前，魏源就已经提出科举的方式选拔人才实在是无用至极，甚至说出
“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的话，抨击八股取士的弊端。
鸦片战争后，就连之前拿过探花的冯桂芬都认为科举制度是统治者
“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而设立的。西方传教士更是明白科举没用，丁韪良、李提摩太等人已经数次给清廷建议采取西方的教育模式，不过清廷并没有采纳。
只是在1888年搞了一次算学的乡试，但仅仅录取了一名举人。这既是中国近代第一名西学举人，也是整个洋务运动时期科举改革的唯一实际成果。
这个人之前李谕见过，就是驻俄国大使胡惟德。不过仅仅一届之后，算学科很快就衰落。
此后历次乡试时，都因为算学科应考者太少而改应顺天乡试，算学科也就名存实亡了。
所以西学，或者说现代教育体系与科举可以说是完全不能相容。严范孙当初提出的经济特科属于折中策略。
恩科在康熙、乾隆年间各开设过一次，当时是博学鸿词科。朝廷倒也采纳了严范孙的建议，但朝廷的想法却是十年或者二十年才开考一次，毕竟是叫恩科，不是像科举一样三年一次常设。
十年才想着录取几个懂西学的人，完全看得出清廷的思路还是没有跳出科举的桎梏，压根不懂！
以为只要稍微招一些懂西学的就足够应对当今时代。即便是十年才一次的恩科，随着维新运动失败，经济特科尚未实行，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在废止新法的过程中，以经济特科
“易兹流弊”为由将其停罢。包括戊戌变法时下诏废除八股文的决定也被驳回，八股文再次死灰复燃。
当然了，这属于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