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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后,蔡元培和李谕、鲁迅、李大钊等人一同吃饭,本来想叫上辜鸿铭,不过他明显不太想和一帮搞新文化运动的人在一起。
来到饭店,李谕问:“胡适之和辜老先生不太对付?”
“相当不对付,简直是死对头,”蔡元培笑道,
“一个刚刚留学回来的毕业生就做了教授,不止辜先生,还有很多老先生无法接受。”
“适之教的什么课?”李谕问。
“中国哲学。”蔡元培说。胡适在美国学的就是哲学,算他的老本行。
“学生们的评价怎么样?”李谕有些好奇。蔡元培对李大钊说:“守常与学生来往较多,应该更了解。”李大钊说:“昨天我听文科学院成绩最好的傅斯年评价,适之讲的墨学一课不太理想,就像外国汉学家讲中国文学,虽然有些观点比较新奇,但大多浅尝辄止,没有深入探究,也不太适合中国人。”傅斯年是后来的史学大家,目前在北大文科念书。
他的成绩相当出色,从入学开始就一直位居第一。而且傅斯年颇有
“大哥范”,除了学问好,还长得很壮,能打架,讲义气,小时候就有很多人愿意追随他,现在更是北大学生中的头头。
“另一位成绩很好的学生顾颉刚也有类似评语,”李大钊接着说,
“不过傅斯年对适之的总体评价不错,认为‘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走的路是对的。’”李大钊为了顾及老师的面子,没有说全,其实傅斯年最后还有一句:“你们不要胡闹。”李谕笑道:“学生评价先生,有点意思。”这是初期北大的一种风气。
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许多北大的学生官品就高于教习,出路也比教习好。
所以曾有放弃教习位置而宁做学生的,这个传统让北大学生有一种隐隐的优越感。
民国以来,北大的招生和教师聘请两方面比较随意,没有其他学校那样严格的标准。
不少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学问真的超过老师,北大学生的回忆录里经常看到学生刁难教习的记录。
而胡适能短时间在北大站稳脚跟,真的离不开傅斯年这个学生头头。后来胡适自己承认,许多学生觉得他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上的谋逆,认为他不配教这门课,要赶走他,结果因
“在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的傅斯年出面干预而作罢。胡适十分感慨:“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蔡元培说:“适之十分用功,他知道自己在国学方面比不上一些学生,尤其像傅斯年那种在章门学习过的,所以不仅提心吊胆,也一直加倍学习。”
“这个我知道,”鲁迅说,他也曾拜在过章太炎门下,
“适之经常拿一套《章氏丛书》钻研,并且用新式标点圈点了整书,遇到不明白的就去询问德潜。有时学到深夜,便只吃个皮蛋对付。”李谕在多所学校开过讲座,所幸没有受到过什么刁难。
李谕以为胡适过了学生这关就万事大吉,蔡元培却又说:“不止学生发难,北大现有的一些老师也认为适之不通。”
“不通?不通什么?”李谕问。蔡元培说:“适之上课发的讲义叫做《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位教三年级中国哲学史的老师在课堂上拿着适之的讲义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
“哲学”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很新,是近代从日本那边转译过来的。既然连
“哲学”这个词都没有,中国古代自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西方哲学动辄就会谈到一个词——
“存在”,这是西方哲学的重中之重。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词语相对应。
就算找到意思相近的
第六百二十四章 木卫十-->>(第1/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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