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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林,一路珍重,痛击西贼,扬我国威!”
“承诸位吉言!”
京师外,长亭边,一群人正在向狄进送别。
不仅公孙策、王尧臣、范仲淹、韩琦等好友齐至,同属三司、馆阁的许多同僚,也一并前来。
正如吕夷简所言,河东局势不比陕西,既然前线有西夏异动,当断则断,万万不可拖延,因此朝廷的任命下达得极快。
狄进新的本官、贴职和差遣,下来了。
以本官正六品右司郎中,贴职天章阁待制,知麟州兼河东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副使。
嗯,馆职转为贴职,因为之前狄进还是在馆职上班,修撰《唐书》,现在的贴职,则是完全以他官,兼领诸阁学士及三馆职名。
为此,朝堂上又有一个短暂的争执。
正常情况下,以狄进的年龄和资序,首次外放任知州,本官应该就是正七品的太常丞、右司谏等等,贴职可以变为直龙图阁,最后权发遣麟州兼河东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副使。
是的,必须权发遣。
因为麟州知州,他是够格的,但河东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副使,哪怕是副使,本官和贴职都不够。
陕西划分后的一路经略安抚使,都能被称为经略相公了,而河东路的重要性,又不是一分为四的陕西可比的了。
所以才要“权发遣”,这是宋朝复杂官制里的一种制度,当官员的资历不够深厚时,会在其职位前加上这样的字样,以示其资序低于正常情况。
具体来说,高职低就为“判”,平级的称为“知”,而差遣之前加个“权”字,就意味着资序低一等了,如果加上“权发遣”,意味着资序低两等,比如“以知县资序隔二等而作州者,谓之权发遣”。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扩大高级官员的选任范围,使得资历不够的低级官员,有机会被提拔到关键的岗位上,不拘一格用人才。
所以历史上在王安石秉政时,权发遣的官员是最多的,就是为了让年轻有为的后进之辈,在新法的实践中脱颖而出。
现在仁宗朝前期,“权发遣”的制度同样存在,却几乎没人用,有朝臣提出这个办法后,还有不少人看好戏,毕竟这可不光彩……
然后他们就见识到了,什么叫简在帝心。
低职高就?
那简单啊,把职位也给升上来,不就匹配了么?
于是乎,狄进的本官晋升为正六品,贴职干脆是待制。
有人或许对馆职贴职的那一大堆什么修撰、直阁、待制、直学士、学士,不好区分,但从待遇上也能看出关键的划分。
拥有职名的人,可以领取贴职钱,即薪资补贴;
待制及以上职名的人,可以领取公使钱;
到了学士,则可以领取元随傔人衣粮。
银鱼袋,本就是赐予待制级别的高官所用,而狄进早服银绯,何必还要直龙图阁,作为来日擢升待制的根基呢,直接待制得了!
这也与时代有关。
待制在北宋中期,具体点说,就是仁宗朝中期开始,作为仅在直学士和学士之下的官员,是货真价实的朝廷重臣。
这样的官员如果犯错了,请罪外放,官家甚至要下诏慰留,示意中枢对于要臣的重视,然后待制级官员,再度上书请辞,官家才会批准,予其体面。
到了神宗朝,待制乘用的马鞍上,可以缝上被称作“金线狨”的金丝猴皮,号为“狨座”,后来黄庭坚有一句诗,“君当自致青云上,快取金狨覆马鞍”,就是描述的这种风光。
所以如果再晚個十年,到了庆历年间,朝廷有关官职资序的晋升彻底稳定下来,狄进是怎么都不可能在这个时期任待制的。
而现在,首先待制的地位还没那么高,其次天章阁待制,恰好是天圣八年所置,以他官兼任,乃天子顾问,想要献纳自身见解时,可以随时提出奏对。
正如公孙策成为了第一任监察御史里行,狄进也由此成为第一任天章阁待制。
即便如此,以王曾为首的一众官员,坚决地持反对态度。
不过吕夷简也有话说。
正常情况下,能够出使辽国的,就至少是这个级别的高官,狄进此前使辽,不仅没有受到辽国君臣的轻视,反倒赢得了外交上的极大胜利,若非太过年轻,官职早就不止如今的区区三司判官,史馆修撰了。
现在,他将入河东,很可能会再与辽国一方的官员打交道,如果还是原职,辽庭岂不是要嘲笑宋廷埋没功臣?
何况不单是取笑,若是由此产生误会,觉得宋廷不加以重视,外交上的沟通,也会处于被动的不利局面!
吕夷简所言有理有据,有功不赏,当然有失公正,可将资序不到者提至高位,日后难免有人援此为例,乱了升迁次序。
双方所持的观念,其实都有各自的道理。
往往这个时候,御史言官就开始站队开喷,争了一段时间后,执政者才会出面,予以一个折中的决断。
但这回,官家赵祯直接支持吕夷简的举荐,太后刘娥稍加权衡后,也认可了这份升迁。
狄进的差遣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副使,接下来还要任命一位老成持重的正使,可任谁都知道,真正面对辽国和西夏的威逼,作主的还是此人,如果本职太低,别说辽国轻视,河东官员也会不服,内外掣肘。
考虑到这点,刘娥
第四百三十二章 朝堂上最年轻的经略相公,天章阁侍制-->>(第1/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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