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了这场战争，受命歌颂这场战争，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平淮西碑》，李愬对碑文并不满意，关于那一夜的大雪，韩愈的文辞过于简短了。李愬的下属军士长绳烈马，拉倒了碑体，长刀盾甲，击碎了碑文。李商隐对毁碑更不满意，他写了一首叫做《韩碑》的诗，认为韩公的斯文元气，已经入人肝脾。
来。
再次回到长安的道路，更加漫长和曲折，需要不世的功业，也要不朽的文采。令狐楚二十六岁在长安中进士，之后回到河东，长期在河东幕府任书记，一直到三十六岁，那一年河东节度使急病而卒，没有遗表，节度大位悬空，军士主张纷纭，意欲哗变，河东治则六合回转，河东乱则九州大乱。危急时刻，令狐楚在军士胁迫之下，刀刃环伺之中，代为草拟了致圣人的遗表，推举行军司马继任河东节度使，其后他将遗表向三军读示，粗鲁的军士们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令狐楚一表定河东，河东安定了下来，回纥和河北三镇也安定了下来。令狐楚从此进入了长安的视野，论者认为，令狐楚文雄于边，一方不足以聘用。九年后，令狐楚入长安，担任右拾遗，又过了九年，令狐楚成为宰相。
大唐固然不缺文采，但功业自古难求，不过事情的发展与变化有时也是很快的，比如新皇改元，当你不在长安，你要等待的只能是时变。刘禹锡一等就是二十三年，话说“永贞革新”在大唐开了两个恶例，一是官员不问民所疾苦而先结朋党，二是新天子不用旧人。宪宗不用梦刘禹锡，穆宗也不用刘禹锡，敬宗还是不用刘禹锡，直至宝历二年冬，文宗即位，刘禹锡方得天子想起，奉调回京，他在扬州与白居易相遇，他感慨万千，又满怀希望，写下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更多的人一旦离开长安，但不能再回到长安，李商隐三入秘书省，都不长久，一生流连在藩镇幕府之间，撰写公文，他把家安在了长安的郊县樊南，却没有在家里待太长的时间。有些人离开长安，就是诀别，柳宗元不曾回到长安，杨贵妃也不曾回到长安。还有那些女子，他们注定也不曾回到长安，琵琶女不曾回到长安，舞伎桃叶后来在吴地成名，但是盛年早逝，她曾经试图摆脱乐籍，与长安产生关联，但是她的努力又是那么的仓促与不可言说。
道路与遇见。
他们在长安相聚，他们离开长安，经历漫长的岁月，还有沸腾的历史，他们再次回到长安或者不曾回到长安，这便是他们的长安道。在这条颠沛起浮的道路上，有白居易、韩愈这些千年的名士，他们当世的时候已经成名，我们在永贞革新、刺武相案、雪夜入蔡这些回转天地的时刻中，看到他们的勇敢与担当，有当世的股肱大臣，比如令狐楚、裴度，我们在白刃执笔、征讨淮西、甘露事变等藩镇与长安的政变中，看到他们的底线和无畏。
长安道上，不只有光芒万丈的名士，还有一些不是那么耀眼夺目的人，在当时和现在，但是他们来过，他们也写过很多诗，但是他们被神仙般的诗人们完美地遮蔽了，他们只是出现在一个公案里，或者只有一段谈资，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首诗或者一句诗，但当我们打开那段历史，还原出当时的人和事，那些欢宴和行迹，他们就在那里，为了生存和爱情，为了长安和良人，他们做着卓绝的努力，他们离别，伤心和死去。长安道上，还有更多的人，他们并不写诗，有人把他们写进了诗文里，华阳观里的女冠，燕地的乐伎，她们或者明媚，或者窈窕，穿越正史，发出微光，他们来往于长安道上的身影，折射进了诗文。
这一切，青年李商隐有时是遇见者，有时候是听闻者，有时候是见证者，有时候是参与者，有时候是书写者，他书写和记取事件，从而介入，他也因此成为事件的一部分，这一切，只道是诗人个人的青春浮沉，终成为大唐的不朽波澜。今天，我们复写和展阅，我们也是那长安道上归去来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