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轻松的角色当作保险来争取，那样即便过节的时候请不到假也可以躲在人群中扭几下交差，相比之下要是被迫来上一段独唱，或者去说相声那时候恐怕只有自杀一途了。如果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朝代现在已经有不知道多少耿直的臣子拿头去撞议院的台阶来阻止这件事，可是在新兴的二唐帝国竟然连一个这样的直臣都没有，后世的儒家将其视为李富贵最大的失败，可是兵家却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功。实际上这个时候大部分人虽然已经接受了二唐帝国的法统，但是很多人在心里还没有建立起对李富贵的忠诚，他们对这次活动的反对主要还是出于自身面子上的考虑，而李富贵的嫡系对他们大帅的疯疯癫癫早已习以为常，至于要他们跟着上台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看来倒不算什么，经过这些年的锻炼与熏陶这种面子上的东西在富贵集团的内部不被特别看重。
距年三十大约还有十天的时候各部委的大人们就开始跑门路请假了，在二唐帝国请消假是有很严格的规章的，议院因为过年的时候不开会所以议员们倒是不着急，可是政府机关就没有那么便宜了，虽然过年回籍探亲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可是也不能把所有人都放走，一般说来最多也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请到假，于是一张准假条就成为非常珍贵的过年礼物，上司往往把假条给那些自己最为赏识的部下，而得到假条的无不是对领导感激涕零。事实上领导同样也在求地位更高的领导能放自己一马，而李鸿章他们的假条就被递送到李富贵的面前。
“想逃跑？没那么便宜。”李富贵捏着厚厚的一沓请假条暗自冷笑，当然最好笑的还是曾国荃等三位省长，他们本来和这件事没什么关系的，可是因为过年进京来拉关系而被抓了个正着，现在整天哭着喊着要回去。
就在李富贵这边欢欢喜喜的准备元宵联欢晚会的时候奕欣在吉林却日渐消沉，这一天他会见了俄国特使，就双方的合作敲定了一些细节，俄国人目前还没有准备好，要到开春之后才能和新的中国政府彻底决裂，在此之前他们可以悄悄的进入黑龙江帮助奕欣做好战争准备，同时还会经由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表明俄国保护满国的立场，不过在做这一切之前俄国人狮子大张口，要求伪满国放弃一系列军政、外交方面的权力。
奕欣在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向俄国求援的意思，对俄国人的了解使得他很清楚请神容易可是要想把这帮瘟神送走就非常困难了，可惜的是现在的奕欣的话已经不能起到多大作用了。
在经历了这一次从奉天的死亡大撤退之后他们这些人对中原的敌意更深了，那路边上的累累尸骨都被算到战争发动者的头上，这些人跟随奕欣背井离乡、抛家舍业，现在他们追随的这位贤王忽然表现出了投降主义的苗头他们又怎么可能不怒火中烧。
实际上在北京的时候就有几个愣头青主张把北京一把火烧了然后再退到关外，不过这样的叫嚣那个时候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当时即便是准备退出关的满人也没有和南人结下死仇的意思，同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也觉得既然祺祥留在北京还是给这位皇帝留条退路为好。
不过等到李富贵悍然向他们发动进攻，这些中间派的幻想就破灭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转为了激进派，当然也有一些人像奕欣一样准备接受失败的命运，只不过数量比较少。
在这种情况下奕欣成为政治傀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要不是因为俄国人就认奕欣他被除掉都有可能。奕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主持着伪满国的政权，这一年的冬天对满人来说很不好过，以往他们哪里遭过这样的罪，吉林一下子接纳了这么多人，越冬的食物立刻出现了缺乏，住的地方也很紧张，很多人甚至被安置在附近的军营里，这个时候就看出吃空饷的好处来了，不过那些王公贵裔住在这样的地方当然是一肚子怨气，特别是有些人虽然决心挑起满清复兴的重任可是却没有改掉以往养成的贪图享受的毛病，这些怨气最终还是会落到奕欣的头上。对此奕欣也没什么好办法，一方面照最低标准发给难民们口粮，另一方面对拿着猪食来评理的远房叔伯们陪着笑脸，他也承认那些咸肉就高粱面很难吃下去，可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今年冬天就会经历饥荒，说不定死的人比大撤退还多，就算是这样配给奕欣还在为明年春天发愁，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俄国的援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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