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在政府眼中以“十口百亩之家”为“自足”，其言“足食足用”，这标准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温饱水平”。而宋代5o亩为一顷。也就是说：十口之家有两顷地则为温饱。
赵兴这院子圈了6o顷地，只要园里住了三十户人家，他就勉强接近了宋代的救济标准，然而，他这座大院子不止住了三十户，甚至住了一百户不止。所以按宋代居住标准计算，他拥有的地产应该归于赤贫户，需要被政府救济。然而，这么做太丢人，赵兴想一想都觉得难堪。
救济标准是什么呢？元元年四月十八日司马光言：“臣意以为十口之家，岁收百硕足供日用，月掠十五贯足供日用。”司马光这意思是说，如果宋代的十口之家，家庭月收入与县长的月薪15贯相等，也就是人均收入一贯五百文，就属于救济标准范围。
怎么救济？《开庆四明志》卷4《广惠院.规式》中载：“特不过矮屋三数间”，则“以省务酒额并归库，遂行修葺”，这意思是说：假使百姓穷到只拥有个位数地房间，无论每间屋子有多少平米，都从当地酒物税支取款项对百姓房屋进行修缮，然后“每一大口，月给米六斗，钱十一贯；小口五岁以上，月给米四斗，钱七贯；十五岁以上为大口，余则为中口……”
当然，这一救济标准高了，宋代政府称这标准为“足食额”。如果灾荒持续过久，受灾面积大的话，这样配额政府“难可以久行”，只能减半，以“保命额”进行救济。
现在，伴随着青瓦台完工，标志着赵兴这座庄园经过数年的修建，正式竣工。院子里数千工人将随之通过悬索桥到河对岸，帮赵兴在对岸建设一圈宋式地砖瓦房。那些工人走后，赵兴这座城堡里虽然不再有闲杂人员，但无论怎么算，里面地剩余人口也会将“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拉过救济线。
对比苏轼在常州的庄园，也就一个中户的标准，足共三百顷，已十倍于赵兴这园子。
但如果按司马光的标准，以月收入为衡量，赵兴又不应该被救济，因为他的月收入，或说他的日收入都远远过十五贯，再加上他还是现职官员，而现职官员从未进入救济范畴，所以赵兴真想拿到政府救济，只有辞官之后，成为老百姓，然后通过隐瞒收入的手法，才能获得政府救济。
所以，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赵兴这块将近数百万平方地大院子，在现代社会看来，是越比尔盖茨地标准，但在宋人看来，只有两个字：局促。
“这小院子，如果分做几处唱戏，恐怕腾挪不开”，苏轼遗憾的说，停顿了一下，他建议：“楼上只能坐二十户啊，二十户也够了，叫一些相称地官员，官绅，水榭这边也能容纳二十户，两加起来，总共四十户，便是杭州官员一网打尽，也足够了，无需设更多的点。”
“甚好！就这么定了，楼上的十户由我来帖，剩下的一半由老师做主，楼下的，这水榭便让兄弟们玩耍，如此甚好”，赵兴点头。
台上的《西厢记》已经唱完了三个折子。宋代这样的戏剧，由于功效不高，舞台布景度缓慢，所以每天只唱两三个折子，整本的《西厢记》需要唱五天，就像长篇小说一样，每天不断更新。而许多长剧甚至要唱一个月，戏剧唱完，轮到几个乡间老农打扮的诨话依次上台，他们轮流演唱歌颂主人的歌。
一个人扮作老翁，一步一喘的走上台，他清了清嗓门，扬声唱道：“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饥有粮，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死。孤儿寡妇，一张白纸，入著县门，冤有理。上官不嗔，民即欢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养我明府。苗稼萋萋，曷东曷西？父母之乡，天子马啼。”
这宋代民谣诞生于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七月，自王安石变法之后，百姓已经快将这歌遗忘了，今天这个戏班子假扮百姓，重新唱出这歌，还有什么马屁比这令苏轼更兴奋，还有什么马屁比这令杭州官员更兴奋？！
歌唱到半阙的时候，杭州官员已拍着手，齐声合唱……
此刻，月上正中，织女星系与牛郎星系在天空中格外明亮，在场的妇女们纷纷掏出随身的针线包，掷在戏台上，齐声唱着七月七的歌。
宋代，七月七这个绑架节还不是中国情人节，当时的中国情人节是元宵节，宋人约会，情人确定百年好合的日子都在元宵灯下，而七月七只是乞巧节。据说在这一天，献上自己亲手绣的针线包，会让自己心灵手巧，一世无穷。
妇女们原本应该焚香祷告，在自家的香案上献上针线包，但宋代歌舞伎们是大家的青春偶像，当时的习俗除了向这些偶像投掷水果外，还可以投掷香囊，所以贵妇按照习俗向台上投掷香包。
杨祖仁的浑家则是一边起身，一边拿手帕擦着眼角，低声向杨祖仁要求：“官人，这出戏前三折只是铺垫，明天才是戏骨，明天你还带我来……这秀秀姑娘演的真好！”
赵兴听了，满脸的微笑，秦观、毛滂听了一脸的得意，赵兴冲后面两位拱手，脸上全是夸奖的神态。唐棣带着他那五位夫人一溜小跑跑进赵兴身边，急不可耐的问：“赵兄，明天该演《待月西厢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