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失败是必然的。其实在张林的眼中，大华的存在已经给那些企图拯救整个中华民族的仁人义士指明了一条很好的道路。这场跟闹剧近乎无异的百日维新运动，根本就不应该再次发生。
可事实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维新人物，竟然全部都参与到了变法之中。
戊戌变法的发生，而且与历史上一模一样，这让张林瞬间看到了变法的实质——权利追逐。没有崇高的为国为民，无关豪迈地富国强兵，一切，都是为了追权逐利。
事实上，发生于1895年的公车上书也如期发生了。不过，公车上书，却根本不是康有为这个举人发起的举人联名上书，而是以翁同龢为首的大清高层发动、由京官组织的上书行动。当时，刚刚在南方实施叛乱并快速控制了南方的张林很快又凭借着强大的海军击败了日本，迫使日本帝国向当时的华政府投降，并逼迫日本签下了让日本丧权辱国的《甲午条约》。打败日本之后，张林撇开了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的大清，并以战胜国的身份与日本缔定了《甲午条约》，不仅迫使日本开放了大量通商口岸，更是从日本帝国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这等行径，让整个大清朝既是畏惧又是眼馋。所以才有大批京官上书朝廷，请求朝廷对南方的张林“有所行动”——有些官员认为，既然清军的北洋也曾参与对日作战，故而大清应该也算是战胜国之一，理应与南方的华政府共享战胜日本的好处；以翁同龢为首的大清官员，则是认为应该立即出兵剿灭张林，消除南方祸患。可最终，这场上书因为官员们政见不一，吵来吵去也没个结果，便也就无疾而终了。
至于康有为等举人，其实也有联名上书之举，只不过康有为等举人的联名上书，也不知道是没往上递呈还是被朝廷所阻，反正是没传到光绪皇帝那里。在后世之中，很多历史学者认为，举子们发动的联名上书，主要发起者根本不是康有为，当时的康有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参与者而已，被后人不断谣传的公车上书，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的康有为在给自己做政治宣传。也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其实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所以说，举子们发起的公车上书的事情是有的，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形成了对维新变法有利的社会风气应该也是有的，但是康有为只是顺势而为的其中一个微乎其微的人物。
张林，一直都不太认可康有为。康有为此人一生共计娶了六位太太，在49岁的时候还娶了一位年仅17岁的美国华侨。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简直就是倒行逆施。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复辟失败后，康有为曾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足见其品行之劣。而在1919年，年逾花甲（当时康有为61岁）的康有为竟然又娶了一位18岁的少妻，而且还是在家贫的女方家婉拒之后，仗着自己的钱势“坚持要求”。
康有为的种种“劣迹”，让张林对这位维新领袖并无太多好感。在已经身为大华皇帝的张林眼中，康有为，这个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成功逃往了日本的维新派领袖人物，只不过是一个思想局限、手段下流的欺世盗名之人而已。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这等大无畏的豪气曾让张林对谭嗣同极为敬重，甚至可以说是敬仰。不过，妖清时代的谭嗣同却是同样参与了变法。单从这一点，张林便可以肯定谭嗣同参与变法的真正目的，恐怕也不是为了所谓的救国。康有为参与维新，是为了从光绪皇那里得到权利，而谭嗣同，这位颇有游侠之风的人物，参与变法，恐怕有逐名之嫌。而在得知谭嗣同这位前世名满天下的变法第一烈士，竟然也曾开出过一份向英、俄出卖蒙古、新疆、青海国土，以筹款变法的策论的事实之后，张林对谭嗣同也就直接失望到了极点。还好谭嗣同没能涉足清廷的权力中心，否则中国的蒙古、新疆、青海等国土怕是真有可能被他给卖掉。后世都说谭嗣同“激进”、“不拘一格”，但其“激进”到想要卖掉中国的蒙古、新疆和青海，这种“不拘一格”未免有些过份。
这些维新党不择张林而择光绪，有很大原因是想借着这场政治变动给朝廷换血，并借此进入满清的权利核心，或为名，或为利，或为权。所以，张林只得选择一种冷眼旁观的立场。在张林认为，如果这些维新党真的是想救国，想救这个民族于水火，他们就应该学习李
第231章 清朝那些事儿-->>(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