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明代妇女法律地位的提高（摘要转贴）

    浅论明代妇女法律地位的提高（摘要转贴）

    揣翼飞

    一、妇女在婚姻权中地位的提高

    一是女性的定婚权。定婚虽是当事男女本人之事，但传统习俗和法律却认为这是双方家长之间的行为交涉。一般很少顾及个人，因为在“父为子纲”以及“在家从父”纲常伦理下，男女双方家长是实际的主持者，因此法律对于干涉婚姻的违例行为，一般不追究男女本人的责任。

    唐、元、明、清律关于定婚条例一般都是规定对“已报婚书及私有约而辄悔”的许嫁女，对许嫁女实行处罚，只是在量刑上稍有差别，对于许嫁女另许他人，各朝仍视为违法行为，对此女及各夫实行处罚外，又都无一例外规定：“女归前夫，若前夫不娶，女家还聘礼，后夫婚加法。”可见，在定婚效力上，明代妇女与前后期基本一致。

    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女性的婚姻和情感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信条，导致女性在配偶选择上，处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悲惨境地，而封建伦理压制着女性真实的情感，要求她们恪守妇道，成为男人所需要的所谓贤妻良母，这种不平等的婚姻，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

    在明代社会后期，一些女性在爱情对象选择上，逐步摒弃“媒妁之言”，“门第相当”的旧原则，提倡男女双方要相互尊重，互敬互爱。比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1]中的李莺莺，就表露出这种新的思想性格特点，她在爱情的追求中热情主动，执着大胆而且勇于斗争，作品写出宦门之家的李莺莺对盛负才名的张浩久已倾慕，于是主动向张浩表达“愿成两性之好”的“衷心”。后来又多次传书与张浩私会，特别是当她得之张浩为季父所逼已另订孙氏，自己面临被遗弃的命运时，她先是把自己“女行已失”的事实真相告诉父母，以“此愿若违，含笑自绝”的坚强意志，逼迫过去曾不同意她与张浩间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私约当面陈诉于官，并在壮文中，以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为例，揭示“女非嫁不嫁”的封建“至论”，亦有未然，是虚伪的谎言和欺骗，并且提出在爱情婚姻上，应当是“所得归人”，“礼顺人情”，逼得龙图阁待制只好“曲与成之”。在这里，李莺莺没有借助“才子及第，奉旨成婚”为情寻找归宿，而是用自己的真挚感情与礼进行抗争，从而最终实现了建立在真情指出之上的幸福婚姻，这是一种具有“现代**”的自由平等的婚姻。《王娇鸾百年长恨》[2]中的王娇鸾也与李莺莺一样，具有超出她们出身、经历以及所受的闺教思想的特质。这种对真情的颂赞，在出身市民阶层的妇女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乐小舌拼生觅偶》[3]中，生动而细致地刻画了商人与顺娘之间如痴如狂的爱情。这些都反映了妇女们进步的婚姻观念以及在定婚上的自主权。

    二是女性的退婚权。定婚之后而解除婚约，称为退婚权或悔婚。明律对女性可以退婚分为三种：即“妄昌”、“犯奸盗”、“男家故违成婚期”。其中，“犯奸盗”是明朝开始制定并实施的，而“男家故违成婚期”始于元朝，明朝因袭。

    这三种情况在明朝具体表现为：首先，在男犯罪的情况，“其定婚夫作盗及犯徒、流移乡者，女家愿弃，听还聘财。”[4]第二，定婚后男子无故五年不要女子的情况，“无故五年不娶及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另行改嫁，亦不追财礼。”[5]三是在男家妄昌的情况，“男家妄昌者，加一等，不追财礼。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6]

    可见，在退婚方面，明代女性较之于以前几个朝代，权利更为广泛，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妇女在婚姻方面的权利。

    三是违律嫁娶范围的扩大。嫁娶违律是指对于不合适法律规定的嫁娶，应当依法予以解除，且处以相应的刑罚。《唐律》户婚律对于违律为婚应行离异者几种：同性为婚、尊卑为婚、良贱为婚、娶亲属之妻妾等八中。明朝在《大明律•；户律•；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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