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又在审问一个新来的人。
“你自己说,你是什么阶级。”
”我是自由职业者。“答话的听来是个女人。我是没有心情去观望人家的,只是低着头。
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反动“阶级成分都要自动提高一级。头头又追问这个女人,她忽然说:
”我是反动文人,和孙芸夫一样!“
我不由自主的抬起头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慷慨地把我引为同类。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人,身材修长,脸面秀气,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她戴着银丝边眼镜,她的眼睛,也在注视着我,很有些异样,使我感到她这种看人的方法和眼睛里流露的光亮,有一点巫气或妖气。
后来,我渐渐知道,这个女人叫杨秀玉,湖南长沙市人,是机关托儿所的会计。解放前是个有名的相士,曾以相面所得,在长沙市自盖洋楼两座。这样的职业和这样的财产,当然也就很有资格来进这个学习班了。
冬季,我们被送到干校去,先是打草帘,后是修缮一间车棚,作为宿舍。然后是为市里一个屠宰场,代养二百头牛,牛就养在我们住室前的场地里。我们每天戴着星星起来,给牲口添草料,扫除粪尿,夜晚星星出来了,再回到屋里去。中间,我曾调到铡草棚工作,等到食堂买了大批白菜,我又被派到菜窖去了。
派我在菜窖工作,显然是有人动了怜悯之心,对我的照顾。因为在这里面,可避风雪,工作量也轻省得多。我们每天一垛垛地倒放着白菜,抱出去使它通风,有时就检选烂菜叶子。一同工作的是两位女同志,其中就有杨秀玉。
说实在的,在那种日子里,我是惶惶不可终日的,一点点生的情趣也没有,只想到一个死字,但又一直下不得手。例如在铡草棚子里,我每天要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割断不少根捆草的粗绳。我时常掂量着这把镰刀想:如果不是割断草绳,而是割断我的脖颈,岂不是一切烦恼痛苦,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但我终于没有能这样去做。
在菜窖里工作,也比较安全。所谓安全,就是可以避免革命群众和当地农场的工人、儿童对我们的侮辱,恫吓,或投掷砖头。因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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